中债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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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全球国家风险呈现出一些新特点。

首先，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加剧，美国高增长率下滑，欧元区增长普遍缺乏动能，大宗商品价格走低等因素影响了新兴国家的经济表现；

第二，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提高了外资进入的门槛和难度。以美国和欧盟国家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进一步提高了外资进入高端制造业的门槛，而资源型国家增加了对矿产和石油等战略资源的控制；

第三，“一带一路”计划在东南亚、太平洋(601099)、南亚、非洲和欧洲面临一定的竞争，但它仍然是最受欢迎的国际合作和发展计划；

最后，世界上许多国家爆发的社会动荡已经成为威胁政府稳定的隐患。

展望未来，全球国家风险呈现以下发展趋势。

首先，全球经济增长仍面临许多挑战。一些宏观经济异常恶化的新兴经济体在2020年初趋于稳定，对全球增长贡献主要力量的高增长新兴经济体的势头将基本保持。但是，新冠肺炎肺炎疫情向世界加速蔓延、反全球化趋势下的贸易保护主义、地缘政治紧张加剧、民粹主义和治理能力缺失等风险因素引发国内政治社会动荡，继续制约中长期经济复苏前景；

第二，尽管美国与中国、墨西哥和加拿大达成了贸易协定，但未来仍有可能再次引发贸易摩擦；此外，跨国企业面临的气候风险将继续增加，这不仅体现在与自然灾害相关的损失上，还体现在企业对自然灾害或环境污染的责任所引发的企业社会责任上；

最后，由于主要产油国的减产计划可能达不到预期效果，国际油价不可能在短期内持续大幅上涨。

一.审查国家风险的最新特征

(1)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加剧

2019年，全球经济放缓加剧，广泛贸易摩擦的不确定性打击了实体经济和金融资本的信心，发达经济体外部需求疲软，商品市场持续低迷，这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负面影响。在此背景下，一些主要新兴市场国家的不稳定因素进一步导致2019年增长放缓和加速。

在经济衰退的威胁下，发达国家的央行已经恢复了宽松政策，新兴经济体也普遍采取了降息措施。全球宽松的货币环境为经济复苏创造了条件。与此同时，一些最近遭受宏观经济混乱恶化的新兴经济体趋于稳定，对全球增长贡献主要力量的高增长新兴经济体的势头将基本保持。

1.美国经济已经大幅下滑

美国经济在2019年第二季度开始稳步下滑。减税等财政刺激政策释放的增长势头略有减弱，以及与许多国家的贸易摩擦对商业信心的影响，是经济放缓的主要原因。在减税的刺激效应下，美国经济在2018年前三个季度强劲增长。尽管第四季度季节性放缓，但与过去三年相比，同比增速仍相对强劲。2019年第一季度继续保持良好增长趋势，消费、投资、净出口和政府支出稳步增长。然而，自第二季度以来，投资和净出口对经济的贡献继续为负。今年3月，10年期和2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差自2007年6月以来首次出现上下颠倒，这通常被视为衰退的迹象。从主要经济指标来看，2019年四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分别为3.1%、2.0%、2.1%和2.1%，第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率为2.07%，比去年同期低1.06个百分点。从2019年8月到12月，美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一直低于荣耀线，12月为47.8，为2009年7月以来的最低水平；自9月份以来，非制造业pmi一直在波动和下降，但仍高于繁荣和衰退的界限。第四季度末，密歇根大学的消费者信心指数从第三季度末的93.2上升至99.3。在相对繁荣的服务业和稳定的消费表现的支撑下，美国经济呈现出较高的下降趋势，但并未陷入衰退。

2.欧元区的经济增长缺乏动力

在“内忧外患”的背景下，欧元区经济增长势头疲软，2019年的增长率继续低于预期。在2017年达到峰值后，欧元区的经济复苏进程一直在下滑，自2018年第四季度以来，放缓加剧。根据欧统局发布的季度数据，2019年四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率分别为1.4%、1.2%、1.2%和0.9%，低于2018年的2.6%、2.2%、1.6%和1.2%；四个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化增长率分别为1.8%、0.6%、1.1%和0.2%，反映出经济进一步放缓的微弱趋势。内外因素对经济增长有负面影响。从外部来看，全球经济的同时疲软以及欧洲、美国和中国与美国之间贸易摩擦的升级影响了制造业和出口活动，特别是中国需求的减少和美国对来自欧洲的耐用品征收进口关税。自2019年2月以来，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一直低于荣耀线，并持续波动和萎缩；外部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率连续五个季度为负。在内部，一方面，欧盟于2018年11月推出的新汽车排放标准影响了德国等汽车生产国的产量。9月，德国制造业pmi一度跌至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水平，为41.7；另一方面，英国退出欧盟成为“拖垮欧洲”的持续不确定性抑制了企业的投资信心和积极性，投资增长势头疲软。

3.新兴经济体的整体增长已经放缓

2019年，新兴经济体总体增长放缓，其中最明显的经济体困境主要源于三个国内原因:自身独特因素、异常风险和结构性放缓。目前，新兴经济体普遍具有高度的经济外部依赖性和脆弱性，并且更加依赖外部需求、外国投资和外部资本。全球和大国经济增长疲软、需求放缓，加上商品价格低，影响了出口导向型国家的对外贸易。地缘政治风险和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影响了外国直接投资的信心。2019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新兴经济体的总体增长率将下降0.8个百分点，至3.7%。除了外部环境不容乐观，中欧需求下降，导致东亚和中东欧国家增长低于预期外，新兴经济体整体表现不佳主要来自几个因国内因素导致经济陷入困境的国家。

(二)许多国家提高了战略产业对外投资的门槛

1.发达国家进一步提高了外国投资门槛

在发达国家，投资门槛的提高主要体现在收紧对外资的审查。随着全球科技大国在高科技领域的竞争日益激烈，越来越多的行业被确定为国家和经济安全的重点审查行业。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以“国家安全”为由拒绝外资并购已成为普遍做法。

2018年11月，美国财政部颁布了《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外国投资委员会审查外国投资的权利进一步扩大。只要企业参与了与27个行业相关的关键技术的设计、测试或开发，它们就必须接受国家安全的强制性审查和评估(所有这些都是自愿的)，否则它们可能面临相当于拟议交易金额的最高处罚。新法规涉及的行业包括半导体、电信和国防等。将来，属于外国投资委员会审查范围的交易数量可能会达到空之前的水平，相应的处罚也会大大增加。新规定将于2018年11月10日实施，经过大约15个月的试行，将发布永久性规定。《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的颁布体现了美国进一步收紧外国投资审查的意图。鉴于新法规将被写入法律，可以预见，未来跨国企业在美国投资高科技和高端制造业将面临更大阻力。

在过去的一年里，欧盟对外国投资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尤其是美国和中国:2018年12月19日，德国政府讨论并通过了《对外贸易条例》修正案，该修正案将对欧盟以外的德国企业的外国并购门槛进行审查。从目前25%的股份降级到10%；2019年2月，欧盟政策的两个主要国家德国和法国提出了新的倡议，即通过企业并购建立欧洲工业“冠军”，以应对中美企业之间的竞争；3月5日，欧盟通过了新的外国投资筛选机制。欧盟委员会和成员国将对威胁成员国关键产业的外国投资提出意见，但投资东道国拥有最终决定权。各种迹象表明，未来欧盟整体将进一步收紧对非欧盟成员国投资的审查，尤其是其引以为豪的高端制造业。

2.资源型国家增加了对核心资源的控制

在一些以资源为基础的国家，投资门槛的提高反映在东道国政府对核心资源的控制日益增强。自2014年商品价格进入下行周期以来，世界上许多资源型国家的出口收入大幅缩水。为了在有限的收入中获得更大的份额，许多政府出台了新政策，要么限制跨国企业对核心资源的投资，要么提高资源使用税税率。

自2019年初墨西哥总统奥布拉多尔(Obrador)上任以来，他一直在寻找方法扭转上届政府提出并实施的能源改革，认为这一改革削弱了国家对核心资源的控制。因此，Obrador赋予国家石油公司pemex更大的权力来限制私人投资，包括外国投资。例如，2019年，墨西哥政府以成本太高为由，迫使七家私营能源公司重新签署了与前政府签署的天然气管道合同。新协议将使这些公司的利润减少30%，但将为政府节省45亿美元。2020年初，奥布拉多尔表示，他不会重启油气区块拍卖，理由是上届政府期间签署的外国投资合同未能对墨西哥经济做出足够的贡献。

尼日利亚是非洲最大的石油生产国。在油价整体走低、非深水项目产量下降的背景下，尼日利亚迫切需要进一步增加深水项目的收入，以弥补财政收入的缺口。2019年11月，尼日利亚总统布哈里签署了一项新法律，修订了1993年颁布的《深海和内陆盆地生产分享合同法》，规定所有水深超过200米的项目不应只支付10%。当石油价格在20-60美元/桶之间时，基本费率还需要支付2.5%的额外特许权使用费；当油价在每桶60美元至100美元之间上涨时，额外的特许权使用费将升至4%。修订后的法律还规定了回收投资成本的上限，并规定政府有权每五年审查一次特许权使用费和产品分成合同。据估计，新法律预计将在短短两年内给尼日利亚政府带来15亿美元的收入。

(三)“一带一路”面临区域竞争

2019年，“一带一路”概念首次提出至今已有六年。在此期间，“一带一路”所覆盖的区域不断扩大，高质量的项目层出不穷。“一带一路”作为一个全面的基础设施解决方案，能够有效解决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迫切需求，赢得了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欢迎和支持。从埃塞俄比亚到老挝，从巴基斯坦到乌拉圭，一大批高质量的铁路、港口、机场等基础设施项目已经落地生根，极大地促进了东道国的经济发展。其中一些国家还希望利用千年不遇的机遇，积极将其经济发展计划与“一带一路”联系起来，以追求投资收益的最大化。例如，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在2019年9月访华时，表示希望加深哈萨克斯坦“光明之路”新经济战略与“一带一路”之间的协同和联系；又如，2019年10月，菲律宾政府表示，由于“一带一路”与杜特尔特的政府计划不谋而合，菲律宾希望抓住一切机会，将其“bbb”基础设施建设计划与“一带一路”计划结合起来。

但是，我们也需要客观地看到，“一带一路”所涵盖的国家不可避免地与一些地区大国所谓的“传统势力范围”相吻合，而“一带一路”的名声的提升也引起了这些国家的警惕甚至焦虑。一些地区大国推出了自己版本的基础设施建设或经济援助计划，以制衡“一带一路”，甚至试图成为“一带一路”的替代解决方案。

1.在东南亚竞争

东南亚是“一带一路”的关键节点，也是基础设施投资策略师的战场。据亚洲开发银行估计，到2030年，东南亚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缺口将达到2.76万亿美元，投资潜力巨大。为了与“一带一路”竞争，美国在2018年底成立了“国际发展金融公司”，用于全球基础设施相关投资，总规模为600亿美元。其工作内容之一是与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欧盟共同投资东南亚基础设施。因此，美国政府开始为东南亚的大型项目提供咨询、风险评估和项目可行性分析。据悉，美国官员曾协助缅甸政府调整中缅“皎漂深水港”项目，调整后，中方股份最终从85%降至70%。

巧合的是，作为较早进入东南亚的经济大国，日本也加大了对该地区的关注。2019年12月，日本承诺未来通过公共和私营机构向东盟成员国投资30亿美元，以支持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项目、性别平等和环境保护。日本较早参与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建设，东南亚国家也认可日本的发展模式。这次提出的30亿美元投资承诺表明了中国对东盟地区的重视。日本政府正试图将其在东盟的投资打包，作为“一带一路”的替代解决方案。

2.澳大利亚在太平洋地区实施平衡的投资战略

在太平洋地区，澳大利亚增加了投资和援助。目前，巴布亚新几内亚、斐济、瓦努阿图以及一些罗西亚和波利尼西亚国家已经加入了“一带一路”倡议。在此驱动下，中国与太平洋地区的经贸交流不断深化。2018年，中国超过澳大利亚，成为巴布亚新几内亚最大的矿产、石油和天然气出口目的地。2012年至2018年，中国在巴基斯坦投资总额为47.8亿美元；2009年至2014年，中国在斐济投资总额达2.7亿美元。2011年至2018年，中国对斐济的经济援助达到3.4亿美元。

历史上，澳大利亚是太平洋岛国的主要投资者和援助国，也是发挥地理影响力的“后花园”。因此，澳洲对“一带一路”的存在深感忧虑，并实施了一系列制衡投资的计划。2018年下半年，澳大利亚、日本和美国联合向巴布亚新几内亚提供了12亿美元用于升级该国电网系统，以对抗中国电信巨头华为铺设3390英里海底电缆连接巴布亚新几内亚外岛的投资计划；2018年11月，澳大利亚宣布了一项价值21.4亿美元的投资计划，以帮助太平洋岛国建设交通、能源、通信和水利项目基础设施；2019年底，澳大利亚政府宣布将向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提供3亿美元优惠贷款，支持后者的政府预算和经济金融改革计划。

3.印度竞争激烈的投资战略正在升温并变得越来越重

在南亚，印度试图保持其地区影响力。作为南亚地区一个有影响力的国家，印度对周边国家有自己的区域战略，如“香料之路计划”和“季风计划”，因此印度在一定程度上视“一带一路”为竞争对手。2019年5月，莫迪再次当选印度总理，保持地区影响力成为印度新政府的重点。今年6月，莫迪再次当选后的第一站是马尔代夫，在莫迪的第二个任期内，深化两国间的海上合作将获得更高的优先权；后来，莫迪访问了斯里兰卡。2009年内战结束后，斯里兰卡长期需要大量外资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并打算在中印之间制造一个投资项目竞争的局面，以获得最大利益。中国和印度投资的许多项目甚至肩并肩。在科伦坡港，中国投资5亿美元建设科伦坡国际集装箱码头，印度、日本和斯里兰卡港务局成立的一家合资公司在同一港口建立了科伦坡东集装箱码头。2019年8月，莫迪访问不丹，为芒德河水电站揭幕。印度投资6.24亿美元建设该电站，并承诺购买该电站的多余电力。水电也将是印度和不丹未来合作的关键领域。

4.非洲和欧洲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

在非洲和欧洲，“一带一路”也面临着日益激烈的竞争。2019年9月，日本和欧洲联盟签署了一项协议，在巴尔干、东欧、中欧和非洲的运输、能源和数字项目基础设施发展方面进行合作；俄罗斯扩大其在非洲影响力的努力已经持续了两年多，但大多数都停留在双边合作上。2019年10月，首届俄罗斯-非洲峰会在莫斯科举行，俄罗斯试图将此次峰会作为深化与非洲国家经济和政治合作的平台。然而，由于财政限制，俄罗斯与非洲的合作将更加侧重于安全和基础设施伙伴关系。

5.“一带一路”仍然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国际合作与发展计划

从投资规模、人力资源和投资灵活性来看，我们认为“一带一路”仍是目前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国际合作与发展计划，上述其他国家的投资和援助项目影响有限，不能从根本上动摇“一带一路”的全球地位。例如，在印度2018年8.45亿美元的对外援助中，马尔代夫仅获得1900万美元。另一方面，从2014年到2018年，中国进出口银行向马尔代夫提供了3.73亿美元的优惠贷款。然而，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未来在沿线国家推广“一带一路”的同时，也会伴随着国际地缘政治博弈带来的竞争或阻碍。出于平衡的目的，项目所在国政府将在中国和传统力量之间做出选择，从而客观上加剧了市场竞争，增加了中国企业的投资难度。

(4)社会动荡已成为威胁政府或政策稳定的隐患

在传统意义上，罢工、游行和抗议一直是跨国投资者应该关注的常见海外投资风险之一。“一带一路”沿线的大多数国家都是社会环境复杂、公共安全差的国家，尤其是社会风险高的国家。与过去相比，2019年各地区爆发抗议示威的频率更高，间隔时间也很短，表现出较强的沟通性；此外，许多国家群体性事件的持续时间超过了以往的记录。

1.生活水平的下降已经成为最常见的原因

在伊朗，遭受制裁的伊朗人民因汽油价格上涨而发起示威游行。抗议和示威发生在全国28个省、100多个城市和1000多个地点，有87400人参加，包括5200名女性示威者。；在印度，由于洋葱价格飙升，很多人走上街头。洋葱是咖喱的主要原料，其价格波动对社会高度敏感。在海地，人们因燃油价格上涨爆发骚乱，抗议莫伊塞总统的政府，大量商店被洗劫一空；在智利，一名大学生对地铁票价上涨的不满最终演变成全国性的抗议示威；在法国，“黄色背心”运动持续了一年多。对燃油征税的决定引发的示威最终演变成了一场全国性的运动，旨在解决更广泛的社会现象，如贫富差距和环境保护。

2.腐败等结构性问题危及政府的稳定

在埃及，一名流亡西班牙的埃及商人泄露的一段视频指责塞提总统生活奢侈，许多仍生活在基本生存线以下的埃及人发起了为期几天的抗议，要求塞提下台。2013年塞尔西上台后，未经授权的抗议和示威活动极为罕见；在伊拉克，主要城市的人们举行示威游行，因为政府官员的腐败和高失业率造成了数百人伤亡。在黎巴嫩，人们对该国成为世界上债务比率最高的国家的不满情绪突破了极限，全国各地的基督徒、逊尼派穆斯林、什叶派穆斯林、德鲁兹人和其他族裔群体联合发起街头抗议，要求总理下台，这在民族和宗教斗争激烈的黎巴嫩极为罕见。

3.贫富差距和经济边缘化引发了大规模的群众抗议

“不缺但应该关注的是财产分配不均”，大规模的群众抗议和示威也可能是由收入差距和经济边缘化造成的。埃塞俄比亚奥罗莫人和阿姆哈拉人以及喀麦隆讲英语的人发起的大规模抗议和示威是由于生活水平低、经济边缘化和政治排斥造成的；在苏丹，最终导致总统下台的大规模抗议活动也与经济困难、极端贫困、创造财富和政治影响力机会不平等密切相关；即使在非洲经济最多样化的国家南非，长期的社会不平等、低生活水平和猖獗的腐败也引发了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

4.暴力群体事件威胁海外投资的安全

综上所述，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的背景下，腐败盛行、贫富差距拉大、失业率上升(尤其是青年群体)等结构性社会问题很容易成为矛盾的焦点，任何看似微小的“导火索”都可能点燃人们的情绪。我们注意到，在许多爆发反政府示威的国家，政府被视为满足自身利益的机构，不愿意或无法解决经济困难、种族冲突、腐败等难题。，任何维持现状的企图都会被人民，特别是青年团体，视为一种不作为和敷衍了事的行为，这将导致更强烈的公众不满，导致由单一事件引发的小规模抗议和示威不受控制地发酵，最终演变成大规模骚乱。对于跨国投资企业来说，群体性事件的最大风险在于，外国公司和个人很容易被骚乱集团用来制造影响，或者只是愤怒。针对他们的抢劫、绑架、勒索和破坏等犯罪活动有可能升级，导致对雇员人身安全的威胁和不可持续的商业运作。此外，如果群体性事件导致政府更迭(如黎巴嫩和伊拉克)，跨国企业与前政府签订的项目合同可能面临重审、搁置甚至取消的风险。

二、全球国家风险趋势展望

(1)2020年经济增长仍面临诸多挑战

2020年初，一些宏观经济异常恶化的新兴经济体趋于稳定，作为全球增长主力军的高增长新兴经济体的势头将基本保持。有利的宽松政策环境，加上新兴市场国家特有的拖累因素的负面影响逐渐减弱，预计将推动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的微弱复苏。此外，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定的签署缓解了贸易紧张，预计美国在年底大选前再次达成贸易协定的可能性很低，因此贸易摩擦的中止有望在此期间继续，这将对全球经济和贸易的复苏产生积极影响。

具体而言，在发达经济体，美国经济正在稳步下滑，消费和劳动力市场的良好表现仍能支撑增长。中美贸易协定也将产生积极影响，共同推动美国经济不至于陷入衰退；欧元区和日本经济继续微弱增长，而欧元区经济在外部环境改善和英国退出欧盟协议的背景下见底并趋于稳定。在消费税上调的影响下，日本经济预计将进一步放缓。然而，公共部门债务由国内债权人主导，这给了空政府通过公共支出刺激经济的空间和能力。在新兴经济体中，俄罗斯、印度、阿根廷、伊朗等国异常风险的负面影响逐渐减少，健康的通胀水平使大多数国家能够进一步降息以刺激经济。贸易形势的中止也有利于改善东南亚、中东欧等地区制造业出口导向型经济体的外部需求。

然而，2020年初爆发的新冠肺炎肺炎加速了其向全球的蔓延，扰乱了全球经济复苏的步伐。目前，疫情已蔓延至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韩国、日本、意大利、法国、德国、英国、美国等重要经济体。从需求方面来看，中国和发达经济体同时受到疫情的冲击，这将导致全球需求萎缩。从供应方面来看，中国是全球产品的大出口国，包括许多其他国家生产活动所需的原材料和中间产品。此前，当中国疫情处于快速发展时期时，疫情控制导致的国内停产和停产影响了全球供应链网络。发达国家是全球高科技产品的重要出口国，海外疫情快速发展的影响将通过贸易和产业链传播到其他国家。全球贸易链的紧张意味着，这一流行病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不会因为某个国家这一流行病的逐渐稳定而消失。因此，这一流行病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可能是严重的。根据领先指标pmi，全球pmi在今年2月疫情蔓延至全球之前，已达到近10年来的新低。随着国际疫情的加剧，全球pmi和世界经济增长率未来可能进一步下降。最近，为应对疫情的影响，美联储在非利率会议上出人意料地宣布大幅降息50个基点。这种非常规货币政策操作可能反映了疫情对经济的影响。

除了新冠肺炎疫情，其他可能导致全球经济下滑的政治和经济风险依然突出。发达经济体的核心通胀率仍然较低，就业形势和实际工资水平处于历史高位，但并未有效推动经济复苏，这表明发达经济体的增长势头依然疲弱。发达经济体外部需求的缺乏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总体经济外向性较强的新兴市场国家的复苏，而结构性脆弱性也使得这些国家难以抵御异常风险和宏观政策失误等内外冲击。与此同时，在反全球化趋势下，贸易保护主义、地缘政治紧张和民粹主义以及治理能力不足等风险因素引发的国内政治和社会动荡继续制约着中长期经济复苏的前景。

(2)美国将继续频繁发起积极的贸易行动

随着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的最终批准和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定的缔结，特朗普总统显然已将完成贸易协定作为2020年大选前的一个关键目标。一旦达成第一阶段协议，2020年很可能保持不变，但双方对协议的解释存在分歧，甚至潜在的小规模摩擦升级(如有限地重新引入关税)仍有可能。然而，由于特朗普希望将中美贸易协定的缔结作为他赢得2020年11月大选的关键成就，任何升级都将受到限制，不会完全颠覆已签署的协定。

与此同时，美欧贸易谈判将因农产品(000061)差异而陷入僵局，美国将对欧洲商品征收更多关税。美国有许多征收关税的潜在理由，比如法国的数字服务税或美国汽车进口的国家安全。然而，与中美贸易摩擦相比，中国对欧洲新一轮贸易攻击的范围和规模仍然很小。

(三)跨国企业面临的气候风险将会增加

到2020年，企业和政府将面临气候风险带来的越来越多的挑战，包括商业基础设施因极端天气而遭到破坏的风险，以及企业因应对自然灾害或环境污染负责而引发的企业社会责任。影响公司未来利润和增长的另一个风险可能来自化石燃料使用的减少，因为从各行各业向可再生能源的转化已经成为普遍趋势，电动汽车的普及也在扩大。这些综合效应可能最终导致未来20年某个时间点的石油需求峰值。

根据《巴黎气候变化协定》制定的国家计划和目标的进展将在2020年进行首次测试，但效果可能达不到预期水平，因此气候变化将再次引起国际关注。此外，2020年可能标志着美国正式退出该协议。虽然许多国家将无法达到商定的气候目标，但各国公民的环保热情将会提高，更多的人将提起法律诉讼，推动政府修改气候政策。政府领导人将越来越受到驱使，更加认真地思考行为和经济计算方法的变化。此外，更多的社会活动家和环保组织将依法挑战高污染能源公司。

到2020年，气候风险将更加一致地纳入信贷决策和资本市场定价。随着环境政策的改变和来自司法的挑战，对传统燃煤电厂的依赖将受到影响，尤其是在欧洲，跨国能源公司将不得不重新评估其未来的投资决策。新的欧盟委员会将优先考虑从2020年开始采用激进的可再生能源目标，以寻求刺激欧洲疲软的经济，并保持欧洲作为全球气候措施标准制定者的地位。

(4)国际油价难以持续反弹

2019年12月6日，欧佩克+宣布将在2020年第一季度再减产50万桶，超出此前预期。与此同时，欧佩克+同意将凝析气从非成员国的减产目标中剔除，这让俄罗斯受益匪浅。从表面上看，这一减产将足以大大缓解预计在2020年初出现的石油生产过剩局面，并消除市场对油价可能在新的一年下跌的担忧。然而，最终结果和长期市场影响可能会低于预期。

沙特阿拉伯将日产量配额降低了16.7万桶，并承诺，如果其他国家遵守协议，将自愿将日产量配额保持在40万桶以下。尽管这是一次真正的额外减产，比2019年11月的水平减少了30万桶，但仅比2019年1月至9月的平均产量水平低约10万桶。科威特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也可能信守承诺。然而，将凝析气排除在俄罗斯的减产目标之外是非常有利的，仅这一点就可能使俄罗斯目前的产量达到减排标准，因此不会再进一步减产。此外，考虑到尼日利亚和伊拉克一直缺乏可信度，最终有效削减率可能仅停留在每天20万桶，这将导致2020年第一季度世界石油市场库存增加。一旦一些成员国暗中违反减产协议的影响变得明显，就有可能引起其他成员国的不满，从而影响整体减产目标。在这种背景下，布伦特原油价格很难在2020年升至每桶65美元以上，或西德克萨斯中质油价格升至每桶60美元以上并长期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