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元春：重启经济停摆不能只靠新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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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记者徐卫兵

几天前，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必须认识到，新冠肺炎肺炎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不是一次性的，而是分阶段多批次的。重新爆发疫情导致的经济关闭不能仅仅依靠新的基础设施。

刘元春认为，第一个冲击是疫情带来的“休克停止效应”。2月份，中国的大量宏观经济参数减半，投资和消费的增长率为-50%至-60%。在这一阶段，疫情得到充分预防和控制，社会和经济活动停止。

第二个冲击是经济关闭和重启的成本冲击。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疫情对经济的间接影响是，经济关闭后，必须实施“大推力”重启经济运行，这必然带来严重的重启成本。在市场的自发状态下，恢复工作、恢复生产、使经济周期正常化不仅需要很长时间，而且极有可能陷入低水平的“恶性均衡”。因此，要克服自我修复的市场失灵，必须依靠强有力的行政干预和刺激来启动。从3月到5月，中国经济将在这样一种状态下运行，受到引进新基础设施等巨大需求的刺激，并完全重启中国经济周期的内生动力。

第三波冲击可能是当前疫情历史上最突出的冲击，即疫情的全球蔓延和“全球大流行”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国家管控模式向“综合管控模式”的趋同，进而导致全球生产体系、产业链和资本链的断裂，全球经济的短期关闭。

刘元春直言不讳地表示，这一全球范围内的休克停堆将是中国今年必须承受的第三次休克。这种冲击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比第一次和第二次冲击带来的持续性和损失更为严重。如果全球经济在4月至6月发生震荡和关闭，即中国经济全面恢复工作和生产时，我们将面临订单消失、没有工作可恢复的困境，面临“两头在外”的行业和企业在前两轮震荡后将面临更严重的冲击。因此，我们必须充分考虑今后第三波冲击对工业和企业的挽救，以及对这些地区和工业恢复生产的安排。

刘元春认为，经过上述三轮冲击，中国经济可以向循环正常化过渡。只有在经济周期正常化后实施“保增长”、“保目标”的扩张性政策计划，我们才能有坚实的基础，在底线管理的基础上有效把握扩张的范围和实施路径。

鉴于未来的高度不确定性，刘元春判断，如果疫情能在4月底前完全解除，中国的投资增速可能会迅速上升，消费可能会在各部门或各地区短期消费的刺激下迅速恢复，但对消费的报复性增长不抱太大希望。我们面临的第三波冲击的最高点可能在4月至6月，甚至更晚的7月至8月。如果是这样，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中国外部需求的下降可能会超出我们的预期。因此，为了确保经济周期正常化和就业稳定化，仅靠目前“六稳”和“新基础设施”的节奏难以应对3%的财政赤字限制。因此，刘元春给出了以下建议。

首先，我们应该在底线思维的基础上做最坏的打算，使我们的政策应对计划能够在基准判断的基础上进行调整、灵活、可扩展和多样化，而不是简单地坚持我们的“新基础设施”。

其次，我们必须把短期刺激、中期调整和中期扩张结合起来。目前，许多人拒绝刺激，但为了摆脱经济冲击，使经济周期正常，必须有一个“大推力”，这必须足以克服运行前的摩擦，产生“破冰效应”，从而使中国的经济周期正常。因此，有必要将重点放在对中下阶层的消费补贴、对中小企业和受影响最大的工业部门的补贴和支持上，以启动当前的短期刺激。从中期来看，可以设计一个以“新基础设施”为先导，以新旧结合为主体，经济投资与民生建设相结合，硬工程与软建设相结合的政策组合。

第三，货币政策必须明确转变为适度宽松政策，包括大幅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特别是要考虑将近10%的准备金率冻结的10万亿元以上资金转换为国债或特种债券，为放松财政货币政策留有余地。在世界范围内实施宽松货币政策的同时，中国的保守政策将使中国在一定程度上过度承担全球疫情和“冲击锁定效应”带来的成本。

第四，要把握好政策时机，分阶段、分时、有节奏地结合运用。目前，是将“流行病”转化为“机器”的窗口时期。然而，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所设计的路径和内容的适当结合，就很难抓住创造制度红利的窗口期。

由于重启经济关闭不可避免地需要“大力推动”，这种“大力推动”决不能简单地进行新的基础设施建设，而应主要以危机救助的形式刺激短期消费，既能兼顾危机救助，又能保证经济增长。如果我们在这些领域有足够的前瞻性研究和政策储备，那么我们就不会重蹈2009年“4万亿”刺激计划的覆辙，也将克服当前“谈刺激就变色”的心理困境，从容度过以下难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