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市场化协同与大数据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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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革命使价值功能发生变化，改变了价值规律和经济增长规律，破坏了传统的经济理论和模式。如果政府不能迅速调整宏观管理模式，就会导致宏观调控失败，产生经济和社会危机。

■邹平座椅

2020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传统的自由主义货币理论和政策执行框架以及由政府计划主导的货币政策框架都受到了科技革命的挑战；年初，随着新冠肺炎肺炎的爆发和石油谈判的破裂，全球经济剧烈波动。主要在美国的中央银行开始推动货币政策来调节经济。随着数字现金的出现，神话货币充满了神秘和未知的魅力。

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取决于信息水平，科技革命引发的信息化浪潮冲击甚至变革了以往的宏观调控模式；在“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双重叠加下，全球经济动荡不安；信息革命产生的信息量呈几何级数增长，导致了所谓的“信息爆炸”，对政府的宏观调控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信息革命改变了价值功能，改变了价值规律和经济增长规律，摧毁了传统的经济理论和模式。如果政府不能迅速调整宏观管理模式，就会使宏观调控失败，导致经济和社会危机。

货币、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将进入数字时代

中国的m2/gdp指数明显高于其他国家。许多人错误地认为中国的货币过于发达，甚至认为中国的金融效率很低，主张收紧货币政策。这些数据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主要经济指标，非常重要，需要深入理解和掌握。综上所述，我们需要解决以下三个问题: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是中国的gdp？第二个问题是如何解决准确、及时和充分的国内生产总值数据。第三个问题是，面对巨大的不确定性，中国的货币政策将走向何方？这一系列问题，如货币金融中的哥德巴赫猜想，是目前急需回答的问题。

在科技革命的背景下，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科技金融的发展为我们找到了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即通过市场化的方法建立货币政策的微观基础，充分发挥市场的信息发现功能，利用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建立市场化的货币政策微观模型，实现货币政策的准确性和及时性。，诚信，科学；管理收入大数据、财富大数据、消费大数据和投资大数据。这些数据是生产资料，数字资产的市场化进程将使宏观经济数据更加清晰、完整、及时和准确。

更重要的是扩大货币功能，使货币金融成为创造价值的工具和手段。货币成为创造价值的工具，它不仅具有价值尺度的功能，而且将货币和价值尺度统一起来。货币创造的过程就是价值创造的过程，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不再发生。货币、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和新世界。这是一场划时代的革命。无论哪个国家首先认识到这一点，它都将优先发展，变得强大和有竞争力，并实现超级制度红利。

中国的经济总量被低估

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数据准确吗？我的研究认为，现在发布的统计数据不能完全反映真实的国内生产总值；由于不同国家的统计口径和国情不同，不同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是不可比拟的。如果教条地应用传统货币政策模式，就会出现明显的“货币政策失灵”。因此，我们不应将统计数据作为决策的唯一依据，而应建立gdp大数据模型，实现市场化、微观化和动态化管理。

2015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 mf)在其报告中首次预测，“美国时代”即将结束，中国的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将在5年内超过美国，2016年将成为“中国世纪的第一年”。这一消息犹如扔了一颗“炸弹”，在西方国家引起了争议，各国媒体发出了质疑、焦虑、感叹等不同的声音。事实上，这个算法是不科学的。用购买力平价计算人民币汇率的关键在于选择商品目标。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的一些商品被高估了，而另一些被低估了。目前，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主要农产品和耐用消费品的价格高于外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结论站不住脚。

从硬币的另一面，我们应该看到，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不同于任何其他国家，实际的统计数据可能被低估。宏观管理者必须清楚地认识到gdp统计的遗漏，否则，“政府失灵”将成为常态，宏观管理将像盲人一样。

从逻辑和经验上讲，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被低估了。

首先，中国的经济结构非常复杂。经济细胞中有大量的农民家庭和大量的国有企业。在这种经济结构中有大量的内部交易。

第二，中国的市场化程度有待提高。由于产权不清，大量的产品和服务还没有进入交易过程，还不是商品。一个国家可衡量的国内生产总值与其市场化程度成正比。首先，中国有大量的无形资产，如知识产权、艺术品、古董等。，没有明确的产权。除了影响他们的效率，这些无形资产大部分不能交易，而且数量非常大。第二，中国大量的服务产品不能形成商品。第三，中国有大量的生产资料，如农村土地，没有明确的产权就不能交易。

第三，中国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国家，生产资料的交易主要是使用权，如土地、矿山、房地产等不动产权利。这些资产肯定会影响商品的产出价格，而且肯定会低于所有权资产。这一块有影响gdp的不同资产。

第四，中国有大量的公共产品，这不仅使得gdp被低估，还改变了中国的消费率，因为大多数公共产品只算投资而不算消费，很多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的消费是不足的。此外，中国的公共产品不同于西方国家:首先，政府系统及其附属机构有大量的消费和服务支出。第二，中国国有企业生产的大量产品和设施是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第三，中国有大量的服务业是由政府提供的，如安全、教育、文化、法律等。，而且商业化程度远远低于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

第五，部分地下经济没有纳入国内生产总值，税收制度没有充分发挥数据验证的作用。

总的来说，各国的gdp和m2统计有其特殊性，在实际分析和应用中应区别对待。为了准确掌握一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我们需要通过各种渠道进行统计，然后反复修改。

大数据模式下的宏观经济统计数据

如何解决准确、及时、充分的gdp数据？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数据是生产资料，参与国民经济的分配。宏观经济分析模型可以在此基础上构建，解决科学、准确、及时的经济大数据，实现货币政策的科学性和及时性。

首先，我们建立多元gdp的大数据，设计四个部门:家庭(个人)、企业、政府和国外。我们将数据权限分配给各个部门，并分别使用收入法和支出法求解gdp。在收入方面，我们用劳动收入、利润收入、税收收入和净外汇收入来表示，而在支出方面，我们用消费支出、投资支出、政府支出和海外支出来表示。社会总价值等于所有人的价值总和，并构成各种价值功能。

其次，对大数据模型进行单变量分解，建立大数据的市场主体和交易结构。信任并确认每个人的大数据，使相关数据成为每个主体的资产，建立资产负债表，并生成统计表。我们把个人作为唯一的主体变量，以此来衡量每个人的价值，信任每个人的收入和支出，并使之更容易解决总国内生产总值。在支出方面，解决了每个人的投资和消费，在收入方面，解决了每个人的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从而实现了与数字现金的对接和与货币政策的统一。

多变量求解面临许多困难。多部门多单位价值函数的求解和分解除了统计和计算的困难外，是不确定的，但多元函数使我们了解了单变量函数的传导机制和验证路径。

用单变量求解gdp的方法简化了经济分析的过程，使税收验证更加可行。在整体研究路径上，一是确定人类的总价值是社会经济总价值，人类价值增量的时间积分构成一个时期的gdp(这个数字自动排除中间产品和其他噪声)。第二，这一功能模型更加明确了社会生产的目标和任务。人类所有的经济活动最终都是为了服务人民，为了提高人民的价值。第三，将人的价值作为求解gdp的单变量函数，使人的价值数据成为真正的数字资产，并进一步结合区块链技术生成数字现金，这不仅是价值的度量，而且可以创造价值。一旦这一目标实现，货币和货币政策将实现真正的飞跃。

第三，建立消费大数据和投资大数据模型和微观操作系统。我们分别建立了消费者供应链运作系统和投资价值链运作系统。

第一步是建立国内生产总值与人的价值、消费和投资之间的函数关系。gdp代表一段时间内所有人的价值的积分，等于用支出法计算的投资和消费函数的积分和用收入法计算的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的积分。解决gdp需要从微观层面解决每个人的消费和投资；从收入法的角度来看，要求知道每个人的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

第二步，我们需要发现单变量大数据和区块链模型的消费函数和投资函数的微观机制。世界经济从商品经济向数字经济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传统的会计管理价值模式向区块链管理价值模式转变。经济发生了裂变，股份制经济转向了普通证书制度。区块链给每个人一个分布式账户来管理和核算人的价值，从而实现经济制度的民主化。在数字经济的背景下，每个人的数据都是有价值的，当他们参与分配时，就出现了一个人的价值凭证——代币，这是一个人的价值凭证，由区块链核算。这种变化改变了人类的分配制度，使每个人都有权参与分配。每个人的大数据都是经过科学测量的，这从本质上反映了一个人创造价值的能力。通过证书经济将使人类社会文明向前迈进一大步，充分发掘人的价值，更好地管理人的价值，创造更多的人的价值。在这种制度下，每个人都有基于个人价值的自由权利，不再有剥削和不平等。

第四，建立收入大数据模型和操作系统，通过个人价值管理系统研究人们的股票价值和流动价值，计算他们的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它们从传统经济学的生产函数和增长函数来看是逻辑统一和连续的。

支出法测算的宏观经济数据和收入法测算的大数据可以相互验证。这一过程以市场为导向，是动态的。在此基础上构建的货币政策框架具有时效性和连续性。中央银行已经深入到价值发现、管理和创造的具体过程中，这是数字经济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中央银行和货币的新功能取决于科技革命所产生的信息技术的不断创新。

建立现代货币治理体系

中国央行和货币政策应该何去何从？第一步要把充分就业作为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为它们创造世界上最好的商业环境和货币环境；第二步是逐步建立动态、准确、宏观和微观相协调的市场导向机制，实现货币的价值创造功能，使中国人均价值赶上美国；第三步是创新基于人的价值的数字现金系统，逐步实现人的价值最大化的目标，建立现代科学的货币治理体系。

中国应注意以下特殊风险。

美国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可能会带来全球性风险。美元是世界货币。在零利率的驱动下，大量的资金必然会从美国流向世界，获得全球低成本、高质量的资产，全球资源迅速聚集到美国及其跨国公司。从而在短期内大大增加美元的物质基础，形成新的美元优势。如果美联储和Facebook在此时合作推出基于美元扩张的数字现金，并且这种数字现金具有跨境支付的功能，那么这种金融攻击将是致命的。由美元和美国控制的全球金融体系是一场经济灾难，不管它是否对任何一个国家产生影响。

中国必须在贸易结算、货币体系和数字现金方面采取预防措施，不能冒任何风险。中国国内风险仍然相对较大，并且由于金融对外开放的推进，金融风险暴露有所增加。经济和金融发展面临许多瓶颈，如体制和结构，这是前所未有的困难。

尽管中国的经济和金融改革与发展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但它也有许多其他国家所没有的优势。因此，就我国货币政策而言，应始终贯彻中央政策，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科学审慎地推进金融开放，逐步构筑金融货币防火墙。鉴于可能出现的“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问题以及可能的外部冲击，近期可逐步考虑采取以下措施。

(一)把“充分就业”作为货币政策最重要的目标，加大实施力度

确保充分就业的质量和数量。事实上，充分就业意味着人的价值最大化。一旦实现充分就业，其他几个货币政策目标基本上可以实现。不仅要增加就业岗位，还要不断提高就业质量。

传统的货币政策往往侧重于经济增长目标和通货膨胀目标，但这两个目标越来越有可能显示出错误的信号。原因是在科技革命的影响下，价值函数、生产函数和增长函数已经从原来的线性状态转变为“无形多维”的几何级数，控制增长率显然是错误的。再加上中国gdp统计和m2结构的特殊性，容易产生制度性和结构性的“数字陷阱”，从而导致“政府失灵”问题。

经济增长的目标是人的价值最大化，充分就业是经济增长的唯一目标。一旦实现真正的充分就业，其他目标就可以实现。中国有14亿人口。只要中国人的价值增加，他们就不怕任何外部冲击。因此，中国的货币政策应该为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创造最佳的全球货币金融环境。

目前，我国充分就业人数巨大，经济发展中存在严重的“发展不足”问题，特别是科技革命引起的人们价值功能的变化。这个问题需要在货币政策领域进行深入的理论和技术研究。过去，货币政策与gdp和m2/gdp挂钩，这实际上造成了巨大的“理论惯性陷阱损失”。这个问题一直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中国的经济发展和货币政策必须走出这个误区。中国的经济发展仍然有巨大的红利，甚至科技革命也能给中国带来比过去40年更大的制度红利。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深刻地认识到，空要实现充分就业是巨大的，而我们每个人所产生的实际价值却远远没有其应有的价值。社会经济系统的根本任务是发现、管理、创造和最大化人类价值。

因此，如果中国调整货币政策，以实现人的价值最大化为充分就业的标准，就业将是定量和定性的。

(二)建立宏观与微观相协调的市场导向机制，实现创造货币价值的功能

未来，中央银行改革将从“信用货币时代”转向“价值货币时代”。从中央银行诞生的时候起，它就承担了创造货币的任务，但是这个过程总是伴随着通货膨胀，所以中央银行不仅要创造通货膨胀，还要与通货膨胀作斗争。我们对一个好的央行的评价标准是，它在没有通胀的情况下创造了更多的货币。这一过程将表明，央行创造了就业，因此它创造了人类价值，或者说从国外引进了价值。因此，在美联储发行大量货币的同时，美元指数仍在上升，这表明美国中央银行是一家非常成功的中央银行，因为它成功地向美国投入了巨大的价值，是全世界的“抽血机”。我们必须认识并揭露美国货币体系的剥削性质。

中国必须立足中国，努力提高中国人民的价值。

在实践中，有必要建立货币政策的微观机制和市场化机制。一方面，通过市场化机制，中央银行的信息系统，主要是区块链和大数据系统，由多个主体组成。充分利用数字经济下的数字资产机制，发现和管理人的价值、消费大数据和投资大数据，将这两个数据作为居民财产参与企业和国家分配，充分发挥市场发现信息和价值的功能，从而准确计量充分就业和国内生产总值，实现货币政策大数据的准确性、及时性和有效性。央行可以从国内高水平的信息技术公司和大数据公司(如阿里、腾讯、百度、小米、中科曙光、金泉连锁、平安一号通等)购买服务。)。以企业为导向、以市场为导向、以微观为导向的信息系统和操作系统的建设，将为中央银行构建一个高度敏感的“中央大脑”，能够发现、管理和创造价值，动态调控金融，真正提高金融效率，防范各种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特别是准确计量国际金融风险投入，特别是美国的金融风险投入。

更重要的是，央行的货币创造过程转化为创造价值的过程。通过货币政策提高每一个中国人的价值，不断提高就业的数量和质量。

(3)大力发展基于人类价值观的数字现金

货币主义学派和凯恩斯学派都没有意识到“货币能够创造价值”，这一创造过程分为内涵创造和外延创造两条路径。

沿着科学价值论方向研究的货币体系能够创造价值，而数字现金传递机制是一个创造价值的市场过程。目前，各国央行推出的数字现金不具备这一功能，主要是由于对价值规律、货币规律和经济增长规律缺乏正确而深远的理解。

人力价值管理行业可能是未来最赚钱的行业，尤其是在人民币产业化、市场化和国际化的背景下。在未来的5-10年内，中国将会有一个基于区块链技术的“价值产业”，这是由科技革命引起的价值功能的变化所导致的。通过数字经济和全面认证经济，中国将被推动转向人类的第三个文明——科学社会，引发深刻的社会变革，这可能成为一个全球基准。

这种货币体系的传导机制有以下要点:利用区块链的超级账户定义每个人的价值，生成每个人的价值大数据，与每个人的收入函数大数据和支出函数大数据相互确认，通过市场生成每个人的通行证书(人的价值通行证书是数字现金)。区块链的共识机制延伸到市场，形成一个交易过程，每个人都可以在市场上出售自己的时间使用权，这也是一个带有个人和时间戳的区块链通行证。以“区块链+人的价值”创新数字现金，使货币成为发现、管理、创造和实现价值的工具，将货币的价值尺度功能与货币结合起来，增加货币的价值创造功能，从根本上消除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实施严格科学的准入制度和监管制度，防范和化解各种可能的风险和危机。这种货币体系从机制上否定了现有的以美元为基础的信用货币体系，使世界摆脱了美元的霸权和“抽血”。

新的货币制度传导机制与中国现有的货币制度、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高度兼容，可以相互转化。这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可行的。更重要的是，人的价值最大化的实质是实现人的财富自由、精神自由和生命自由，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解决中西方之间的意识形态矛盾。

必须承认，全球的理论、制度、市场和社会都需要改革开放。我们期待一个新的理论、一个创新的货币和经济体系、一个新的国家治理体系和社会体系、一个和谐、健康和安全的全球价值观和命运共同体，没有经济和货币掠夺、经济制裁和贸易壁垒。

(作者是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首席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