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比利时大使曲星在《中国即将与亚洲开战——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比利时王国大

(布鲁塞尔，2015年2月27日)

我很高兴参加今天的新书出版辩论，这让我有机会表达我对中国外交问题的看法。我不想花太多时间在这本书的标题上，中国即将与亚洲开战，因为这不是什么新鲜事。新中国成立以来，西方学者一直在做类似的预测。尽管人们对它的预测已有近70年的历史，但并未得到事实的证实，一些学者仍然很喜欢它。霍斯拉赫教授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做出这一预测的学者。

当然，在某种程度上，我也理解为什么霍斯拉赫教授给他的书起了这样一个名字。我在大学教了20多年书，也在研究机构学习了5年。教授和研究人员的经历让我深深明白，在一个读者比小编辑多的时代，如果一本书想吸引社会关注，它需要有一个特别醒目的标题。出版商有时甚至建议小编辑把标题改成耸人听闻的，以便有一个更好的市场，即使标题与事实相去甚远。

可以想象，如果霍斯拉赫教授将这本书命名为《和平解决中国与其邻国间领土争端的前景》，今天可能就不会有这么多人参加这个会议了。社会就是这样一种心理学，霍斯拉格教授无法避免。例如，霍斯拉赫教授在他的书中引用了中国发表的大量“国防白皮书”，但却没有引用中国在2005年和2011年发表的两份“中国和平发展白皮书”，这或许是因为谈论“国防”比“和平”更能激起听众的敏感神经。出于这些原因，我不想花太多时间评论这本书的标题。

讨论这本书的核心思想更重要。霍斯拉赫教授在书中首先描述了中国自1949年以来的外交历史，然后分析了当前中国与其邻国之间的领土争端，特别是东海、南海和中印边界。经过这样的分析，霍斯拉赫教授得出了本书的核心观点:中国的核心利益和中国的和平发展不能兼得，东亚历史上的大国政治悲剧是不可避免的。尽管问题不仅仅来自中国，但中国与其邻国之间的战争不仅不可避免，而且很快就会爆发。

中国的核心利益与和平发展能否兼得。首先，这取决于中国的核心利益是什么。我没有看到斯拉格教授在他的书中引用中国和平发展白皮书。如果是这样，那将是非常令人遗憾的。因为在《和平发展白皮书》中，中国对“核心利益”有着明确的定义，即“国家主权、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国家统一、国家政治制度稳定和宪法确立的社会大局，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事实上，这六个要素是任何国家谋求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前提，任何国家都不会为了和平发展而放弃主权、安全、领土完整、国家统一、宪政制度和社会稳定。因此，反对核心利益与和平发展在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如果这一逻辑成立，这一逻辑得出的结论必然是，"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和平发展，如果它不放弃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的话"。当然，我们的分析不能就此打住。

霍斯拉赫教授关于中国和亚洲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结论的另一个论点是，中国共产党追求的四个愿望从未改变，一是巩固边疆，二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三是争取国家主权的承认和尊重，四是收复失地。霍斯拉赫教授指出，虽然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政策上做了许多调整，但这四个愿望从未改变，特别是第四点，即收复失地，而中国与邻国开战的危险就在于这第四个愿望。

霍斯拉赫教授在他的书中说，他不会把时间花在中国的前三个要求上，因为前三个要求在中国已经基本实现了。我同意霍斯拉格先生的判断。第一，巩固边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过去中国边疆各省都有军阀军队，各军阀都受列强控制，连年内战的局面完全结束了。二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自1949年以来，中国没有内战，也没有被外国侵略过。在中国近代史上的100多年里，几乎每十年就有一次外国侵略或内战在中国发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国力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2160亿美元增长到2014年的10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226美元增长到2014年的7000美元，在过去30年中增长了30多倍。虽然党的执政能力还有待进一步提高，但其执政地位已被中国人民普遍认可。第三，中国的主权得到承认和尊重，我认为这不需要讨论。这是任何国家和任何执政党的必然要求。中国与外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基本前提是主权和尊重。随着今天中国的发展，如果任何国家想采取损害中国主权的行动，它必须权衡它将为此付出的代价。

在他的书中，霍斯拉赫教授聚焦于中国的第四个愿望，即收复失地。在他的书中，他特别提到了四个有争议的问题:与日本的钓鱼岛问题，与菲律宾和越南的南海问题，与印度的边界问题和台湾问题。根据霍斯拉赫教授的分析，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大幅上升，引起了周边国家的担忧，中国的政治家们几乎没有妥协的余地，只能引入外部力量来制衡中国。因此，中国的行动不仅会引发与相关国家的战争，也会引发与国外大国的战争。这里的传统国际关系模式没有改变，亚洲很难避免传统大国的悲剧。

这确实是一个值得分析的问题

霍斯拉格教授研究中国外交史。他应该知道，当共产党在1949年取代国民党在中国执政时，中国与其所有的陆地邻国都有领土争端。通过外交谈判，中国政府与14个邻国中的12个和平解决了边界问题。如果我们将这些争议地区的面积与解决结果相比较，不难发现中国在解决边界问题上是非常务实的，这不仅区分了历史上的对与错，而且照顾到了现实。“历史上的是非之辨”是指边界问题是由西方殖民国家侵略中国造成的，历史事实必须加以区分。“照顾现实”意味着中国不要求收回被不平等条约夺走的所有领土，而是在实际控制的基础上讨论解决办法。霍斯拉赫熟悉中国的外交历史，应该知道英国通过不平等条约夺走了中国9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并将其并入英属缅甸。1960年，中国通过谈判收复了不到500平方公里的领土，沙皇俄国通过不平等条约夺走了15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中国收复了不到1500平方公里的有争议的领土，包括其中亚邻国。因此，这与中国及其邻国在领土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战争不可避免的事实是完全不一致的。

我还要强调，东海、南海、中印边界和台湾是不同性质的问题。台湾在1895年被日本带走，但在1945年在法律上和事实上都被归还给了中国。正因为中国内战，海峡两岸的中国人自1949年以来一直处于分裂状态，但双方都认为海峡两岸属于一个中国，主要分歧在于谁应该代表这个中国。这是海峡两岸中国人应该协商解决的问题，即何时以及如何统一，而不是中国“收复失地”的问题。

在钓鱼岛。中国的立场是通过谈判解决，如果条件不成熟，将暂时搁置。霍斯拉赫教授在他的书中也提到了这一点。事实上，在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中，日本首相主动提出钓鱼岛问题，周恩来总理明确告诉他，这次不谈这个问题，先谈邦交正常化。田中角荣同意了。1978年，邓小平在与日本首相福田赳夫谈及《和平友好条约》时，也指出在邦交正常化时，双方都同意不涉及这个问题，而在谈及《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时，双方都同意不涉及这个问题。如果你把这样一个问题放在一边并不重要。我们这一代人不够聪明，我们的下一代人总是比我们聪明，而且总是会找到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解决问题的好方法。因此，事实非常清楚。中国主张先在条件不成熟时搁置争议，然后在条件成熟时通过谈判解决。自1972年中日建交以来，钓鱼岛问题一直被双方搁置。直到2012年，日本右翼政客石原慎太郎(Shintaro Ishihara)想要“买下钓鱼岛”，日本政府借机进行所谓的“钓鱼岛国有化”，改变了钓鱼岛现状，引发了紧张局势。尽管如此，双方在2014年达成了“四点共识”，一致认为对钓鱼岛存在不同看法，应防止在钓鱼岛水域发生意外事件。因此，尽管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但局势并没有失控。

南海问题涉及两个层面。一个是领土主权争端，即谁属于南沙群岛？第二，专属经济区重叠。中国政府的立场是:主权属于我，争端应通过谈判解决，争端应搁置，共同发展。既然中国和14个邻国中的12个可以通过和平谈判解决领土争端，为什么他们不能用同样的方式解决海洋争端呢？事实上，通过谈判，中国和越南在2000年解决了北部湾13万平方公里的划界问题。中国已经与越南和菲律宾达成了在南中国海进行联合地质勘探的协议。中国还与文莱就专属经济区重叠区域的联合开采达成协议。特别是，南沙问题不是中国和东盟之间的问题，因为东盟十个成员国中只有四个参与其中。南沙问题不是中国和这四个国家的全部关系。尽管海洋划界问题尚未解决，但中国与这四个主张国的各方面合作仍在继续。

中国和印度的边界。1960年，周恩来提出了一个务实的解决方案，即在照顾民族感情和考虑实际控制的基础上进行调整。不幸的是，这一提议没有得到印度方面的积极回应，1962年发生了一场短暂的边界冲突。然而，此后，两国政府决定在实际控制线地区维持和平。1993年，双方签署了《关于在中印边界实际控制线地区维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这意味着双方承诺在问题最终解决之前维持现状。1996年，签署了《中印边界实际控制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协定》，这意味着双方承诺互不使用武力。2005年，两国签署了《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政治指导原则协议》，重申了“在实际控制的基础上进行有意义的调整”以解决边界问题的原则。尽管在过去两年中，中印边境巡逻队之间发生了对抗，但问题已经通过谈判得到了解决。因此，领土争端不一定会导致冲突。

这样，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从中国外交的历史事实和中国对有争议领土的现实政策来看，说中国不可避免地要与其他国家开战是因为它想维护自己的核心利益，这显然太武断了。

事实上，如果我们再看远一点，亚洲的局势比世界许多地方更加和平和稳定，亚洲的经济合作和发展比世界许多地方更加有效。

至于国际关系的范式和大国关系的悲剧，我显然比霍斯拉赫教授更乐观。我认为今天的全球化和高科技世界不再能与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世界相比。习近平主席提出并得到奥巴马总统积极回应的“新型大国关系”的主旨是，新兴大国和大国可以通过合作实现双赢。

因此，出于善意，我建议在重印霍斯拉格教授的书时，在书名后加上一个问号，即“中国即将与亚洲开战？”，将问题变成一个开放的问题，让每个读者在阅读后得出自己的结论。这样，这本书的标题就能保持醒目，出版社的销售量也不会减少。更重要的是，这更符合研究者的客观性和价值中立性。这最后一点正是一个学者最有价值的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