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比利时大使曲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比利时王国大使馆“中美:欧亚大陆的世

(2015年4月14日，布鲁塞尔，欧洲国际关系研究所)

我很高兴应欧洲国际关系学院(IERI)的邀请来到欧洲外交学院，阐述我对中美关系的看法。因为我曾经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CIIS)的所长，而且我还在中国外交学院(CFAU)教了20多年书，专门研究中国的对外关系。今天，作为中国大使，我感到非常亲切，仿佛回到了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的研究氛围和中国外交学院的课堂。因此，我要感谢欧洲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伊内里奥·米纳托雷教授的邀请。今天研讨会的主题是中美关系。我很高兴与在座的外交官和学者分享六点看法。

首先，中美关系是中国最重要、最敏感的双边关系。

“最重要”的原因是美国是最大的发达国家，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经济总量分别位居世界第一和第二。中美关系不仅对中国，而且对亚太地区乃至世界都至关重要。没有良好的中美关系，世界大国关系就难以建立，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就难以保障，中国现代化的“中国梦”和“两个百年计划”就难以实现。

最敏感的原因是中国和美国有不同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中国不相信美国倡导的政治体制模式会给中国带来稳定和繁荣。美国不相信中国坚持国家治理符合普遍民主标准。一些中国人担心美国会遏制中国，以排除竞争对手。一些美国人担心中国会将美国挤出亚太地区，主导东亚。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猜疑是严重的，相互信任的赤字是巨大的。中美之间的信任缺失很容易与亚太地区复杂的领土和海洋问题交织在一起，导致两国之间的对抗甚至冲突。

第二，中国和美国曾经是盟友，两国之间的关系不应该如此复杂。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和美国都遭到日本的侵略，两国携手世界反法西斯阵营，打败了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华民族生存的关键时刻，美国给予了中国很大的帮助，这在中国人的记忆中仍然记忆犹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中国人民对美国的感情是美好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虽然美国驻华外交官发回了大量关于国民党政府腐败和缺乏政治前途的分析电报，但他们建议美国政府对毛泽东领导的政治力量保持务实态度，并为未来的中美关系保留空的政策。然而，出于对苏联冷战的考虑，美国政府做出了与战后中国历史发展趋势极不一致的政策判断，试图帮助国民党以武力摧毁共产党。然而，国民党已经腐败到无人可以挽救的地步。美国的干预并没有改变国共内战的结果，而是改变了中国人民对美国的看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年来，中美关系大致可以分为三个“二十年”。在最初的20年里，从1950年到1970年，中国和美国基本上是孤立和敌对的。美国和中国都卷入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两国在战场上相遇。第二个二十年，从1971年到1991年，从基辛格访华到苏联解体。在前苏联霸权主义对中美两国构成战略威胁的背景下，中美关系开始缓和。中美两国在战略上相互帮助，双方都从中受益。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得到改善，改革开放成为可能；美国结束了越南战争，赢得了美苏冷战。第三个二十年，即从冷战结束到现在，中美关系处于合作与竞争并存的复杂状态。主要原因是一些美国人认为苏联的威胁已经不复存在，中国的战略价值已经大大降低，中国已经逐渐取代前苏联成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因此，尽管中国努力维护和改善中美关系，两国之间的战略互信尚未真正建立。

第三，今天中美关系的症结在于，美国认为中国想主宰东亚，挑战美国在世界上的主导地位。

美国保持其在世界上的主导地位的重要手段之一是保持地区力量的平衡，不允许世界上任何力量中心挑战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在夺取中国台湾岛和整个朝鲜半岛后，还试图通过战争建立一个包括日、汉、蒙三代的所谓殖民帝国，甚至对美国发动“珍珠港袭击”，以消除美国的障碍。如果日本领导的“大东亚共同繁荣圈”成功，东亚将失去美国的地位。因此，美国不能让中国被日本征服，美国需要一个能够平衡日本的中国，以维持东亚的战略平衡。这是美国在二战中支持中国的一个重要原因。

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支持中国对抗苏联威胁的重要原因是当时高速发展的苏联在全球范围内日益挑战美国。美国需要让中国变得更强大，以平衡苏联和维持欧亚大陆的战略平衡。

地缘政治形势是，美国认为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再对美国构成威胁，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在短期内很难对美国构成威胁。与此同时，美国认为，随着中国经济和军事实力的迅速发展，亚洲的力量平衡正在被打破，现在需要制衡的不是日本或俄罗斯，而是中国。因此，美国在亚太地区采取了“重返亚洲”、“以亚洲为轴心”或“再平衡”的战略。无论美国如何包装这一“再平衡”战略，其战略内涵都是建立一种能够有效制衡中国的力量平衡。

第四，中国无意挑战美国主导世界。

就今天的国际秩序而言，它是建立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基础上的。作为二战的胜利者，中国和美国都是这一秩序的受益者。尽管这种秩序并不完善，需要与时俱进地进行改革，但美国已经在这种秩序中达到了世界的顶峰，中国也在这种秩序中取得了快速发展。因此，中国不仅不想挑战和推翻现有的国际秩序，而且努力维护和改善战后的国际秩序。在这一点上，中国和美国有一些共同点。

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来看，霸权从来就不是中国文化的内涵。中国文化是一种和平的防御性文化。火药是在中国发明的，但是中国人不是制造枪支，而是制造烟花和鞭炮来庆祝唱歌和跳舞。中国发明了指南针，但中国人没有用它来制造征服四海的战舰，而是制造商船来交换所需的货物。在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前，郑和率领庞大的船队向西航行，但郑和带来的是货物和友谊，而不是血和火。中国文化主张“王道”而非“霸道”，两者的区别在于，王道主张“以理服人”，霸道主张“以力压人”。

从中国的民族政策来看，中国宪法中有反对霸权主义的规定。毛泽东曾明确提出“深挖深坑，广积粮，不称霸”。中国反对霸权主义不仅是针对他国的，也是在限制自己。邓小平曾在联合国向全世界宣布，中国不是、也永远不会是一个侵略、干涉、控制、颠覆、掠夺和寻求世界霸权的超级大国。如果有一天中国变了，它也会统治世界，到处欺负别人，侵略和剥削别人，那么世界人民就应该揭露他，反对他，和中国人民一起打败他。据我所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个国家的领导人用如此生动的语言来谈论自己国家可能存在的霸权主义。

从今天美国国际地位的基础来看，美国国际地位不是来自天堂，也不是上帝赐予的。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获得的地位与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做出的牺牲是分不开的。我参观了欧洲的许多美国军人公墓。成千上万美国青年的尸体躺在白色十字架下。没有这些美国年轻人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牺牲，美国就不会有今天的国际地位。中国人明白这个道理。

从国力来看，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力有了很大提高，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二，但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四倍多，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资源份额都远远落后于美国。中国正面临着人口、环境、资源和民族分离主义等内部问题的巨大挑战。即使在和平的环境中，这些问题也需要中国政府尽一切努力来解决。中国的军事实力与美国相差不到一个半百分点，而中国每年的军事投资仅为美国的四分之一。结论是中国既没有动机也没有能力以任何方式挑战美国。

第五，中美可以建立“新型大国关系”。难怪世界上有些人对中美关系的前景感到担忧。因为迄今为止的国际关系史证实了著名的“修昔底德陷阱”，即新兴大国和防御大国不能共存，战争就会发生。德国和日本的崛起都导致了20世纪的世界大战。根据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当一个落后国家跻身于发达国家之列时，它将不会满足于现有的国际地位，并将寻求改变现有的国际关系秩序，从而对大国的既得利益构成挑战。因此，一个新的大国和一个大国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零和游戏”。这一理论的核心是后来者不可避免地会通过挑战现有秩序而导致战争，因此这是危险的。因此，世界上有些人会问，中国会是个例外吗？

为了打破历史上修昔底德的陷阱，习近平主席提出中美可以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奥巴马总统积极回应习近平主席的倡议。新型大国关系的核心是新兴大国和大国可以通过合作做大蛋糕，实现双赢。当今世界高科技的巨大创新可以弥补新兴大国崛起带来的资源供求关系的变化；资源可以通过战争生产或出口的想法已经被历史抛弃了。由于军事技术和战争武器的发展，大国之间的战争不可能有真正的赢家。因此，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思想的进步，新兴大国和防御大国应该而且能够实现双赢。毕竟，今天这个全球化、高科技、相互依存、共同命运的世界已经不再是一个世纪前的殖民世界了。

第六，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关键是发展合作，控制分歧。中美两国在反恐、防扩散、反海盗、国际航道安全、打击跨国犯罪、应对跨国疾病、环境保护、气候变化等诸多领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合作。在阿富汗、亚丁湾、伊朗核问题、朝鲜核问题和非洲埃博拉等一系列问题上，中美合作的有效性随处可见。

当然，两国在一些国际问题上也有分歧，比如伊拉克、利比亚和叙利亚。美国认为一个国家的民主可以通过战争推翻其政权来促进。中国认为，对其他国家不计后果地使用武力可能会造成越来越严重的问题，而不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最有可能对中美关系产生负面影响的是美国在中国和周边国家或地区的历史遗留问题。例如，中国的台湾岛问题，中日之间的钓鱼岛问题，中国和一些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南沙群岛问题。

中美在台湾问题上有分歧，但也有控制机制。两国就台湾问题签署了三份公报。1972年上海公报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1978年《建立外交关系公报》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1982年8月17日公报规定，美国对台军售应逐年减少，并最终停止。美国不支持中国以非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也不支持台湾当局寻求台独来破坏两岸关系。事实上，当台湾的陈水扁当局在2007年试图推行“台独”时，美国对陈进施加了某些限制。

中日钓鱼岛问题的根源当然与美国有关。日本1945年投降后，美国占领了冲绳岛，但却没有按照协议要求日本将钓鱼岛和台湾岛同时归还中国。1972年，日本还将钓鱼岛和冲绳岛移交给日本。尽管美国当时表示在钓鱼岛主权问题上“没有立场”、“没有立场”、“希望中日通过谈判解决”，但事实上，美国将钓鱼岛纳入了日美安全条约的实施范围，起到了鼓励日本拒绝谈判的作用。中国政府的立场是通过谈判解决钓鱼岛问题。如果条件不成熟，就先搁置，以免影响中日关系的大局。如果把中日关系比作一棵大树，钓鱼岛问题就是这棵大树上的一根病枝。中国提倡“冷冻疗法”，不应该让患病树枝的蔓延影响整棵大树的生长。然而，日本总是有一些右翼分子，比如前东京长官石原慎太郎(Shintaro Ishihara)，他们不得不挑起事端，而中国政府必须做出反应。如果美国不想中日之间的大问题牵涉到美国，它只需要敦促日本进行谈判，或者至少阻止日本挑起钓鱼岛问题。

在南海问题上，中国主张通过与有关各方直接谈判和平解决。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通过外交谈判与14个邻国中的12个和平解决了90%的陆地边界问题，并于2000年与越南解决了北部湾的海洋划界问题。事实证明，只要我们坐下来谈谈，我们总能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然而，一些国家对谈判不感兴趣，采取一些单边行动使局势更加复杂。例如，在南中国海钻探石油。到目前为止，其他索赔者在南海争议地区开采了石油，只有中国没有在争议地区开采石油。中国不妨碍南海的航行自由，中国本身也需要南海的航行自由。如果美国不希望南海出现大问题，它应该敦促有关各方坐下来谈判，通过谈判解决南海专属经济区的重叠问题。

当然，中美关系的前景不仅取决于中国，也取决于双方的共同努力。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建构主义学派认为，如果你把另一个国家当作伙伴，那么另一方就会被你的善意所感染，作为伙伴对你做出回应，双方就会形成良性互动，成为真正的伙伴。如果你假设对方是敌人，并以敌对的方式对待对方，对方将不可避免地感受到你的敌意，并采取有针对性的相应措施，从而形成恶性循环，那么你将真正地创造一个敌人。

中国视美国为伙伴，因此它提出了一种新型大国关系。中国希望美国也能把中国视为合作伙伴。建构主义实际上是国际关系中的辩证法。我相信辩证法。我认为中美之间不存在争夺欧亚大陆霸权的“世纪对抗”。奥巴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之间的积极互动令我深受鼓舞，因此我对中美关系的前景持积极乐观的态度。

谢谢你的倾听，我愿意回答你的任何问题。